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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華地圖
　　日本人在華地圖
　　事實上，整個虹橋地區的日本人聚居區也發生著改變。越來越多的樓盤和商業物業重新包裝，希望吸引有錢的中國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特約撰稿於曉偉 | 北京報道
　　至少從數字看，沒有出現“日本人逃離中國”的情況。
　　根據日本駐華使館提供給《瞭望東方周刊》的數據，經過多年穩步攀升，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中國的日本人達到1949年以來的新高。
　　這份日本外務省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間，有15.03萬名日本人生活在除臺灣地區外的中國領土上。
　　在這個統計時段，124.95萬日本人在外國永久居住以及長期居留(3個月以上)。其中在美國的日本人以41.09萬人達到最多，第二位的就是中國。
　　在華日本人的數字近幾年並沒有出現低谷。此前僅在2008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數字比前一年減少了1977人。
　　15.03萬人中的1.7%、約2550名日本人獲得了在華永久居留權，這個百分比數字在美國達到40%，平均數則是33%。
　　日本駐華使館相關人士向《瞭望東方周刊》解釋，近年來中日之間的貿易呈爆髮式增長、兩國經濟關係的密切，是來華日本人人數迅速增加的最直接原因。
　　而在1997年，日本人在中國長期居留和永久居住的人數只有1.93萬人(不包括香港和臺灣)，排在所有國家中的第11位。
　　2011年日本總務省公佈的數字說，這一年在日本的中國人有大約45萬人，在日外國籍人口排名中位於第一。
　　日本人在華的分佈，是觀察中日這兩個關係複雜國家的有趣窗口。
　　越來越多的日本人
　　從變化曲線來看，最近約10年時間里，日本人居留海外的整體數字都呈現平穩上升的狀態。
　　其中，日本人在中國的數字於2003年至2007年迅速增加，然後略微下降，2010年前後又開始逐漸升高。
　　以最近3年為例，2012年這個數字為14.09萬人，2011年為13.15萬人。而在臺灣地區的日本人，2013年為15870人，2012年為13435人，2011年為13569人。更早的2008年，在臺灣地區的日本人有17409人。
　　其實在2003年至2007年來華日本人數量大增長期間，中日關係也非沒有糾葛。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王屏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說，當時中日關係可以用“相對比較緊張”來形容：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幾年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國內也在提倡“對日新思維”。從中日兩國外交大環境上來看，她認為當時消極因素較為明顯，至於來華人數增加問題，更多應從經濟因素分析。
　　過去一年中，亞洲也是日本人赴海外居留增長速度最快的地方，達到3.02萬人，占到整體增長人數的55%；北美和西歐次之，分別為1.8萬和1.2萬人。
　　日本外務省統計數據的另一個部分，則顯示了日本人在中國的具體分佈。
　　擁有日本人最多的非日本城市是美國洛杉磯，7.14萬人。中國上海名列第二，達到5.74萬人。
　　接下來依次是紐約5.33萬人，曼谷3.99萬人，倫敦3.83萬人。而日本人在香港的人數排名全球第九，有2.31萬人；北京為第17位，有1.15萬人。
　　在全球擁有日本人最多的50個城市中，10個屬於中國。
　　北京之後，蘇州是第18位，有1.07萬人；中國臺北是26位，8028人；廣州28位，7010人；深圳第33位，5164人；大連34位，4905人；天津第42位，3157人；東莞第45位，3029人。
　　從最近3年的數據分析，紐約曾位於第一位，上海在2012年成為第二。
　　香港的排名一直穩定處於第九。北京分別是17位和第18位，也就是2012統計年度略有後移。
　　在位於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近3年日本人數依次為10103人、10355人和11596人，仍呈逐年增加趨勢。
　　在蘇州的日本人數量近年來變化較大。上個統計年度中的排序是26位，有7326人； 2011年，蘇州排30位，為5018名。
　　大連則從上個統計年度的6175人下降到4905人。
　　被打破的邊界
　　中國城市中的日本人大都聚集在傳統生活圈裡，但是這種“小圈子”正受到中國富有階層的衝擊。
　　以北京為例，日本人聚居地段有著鮮明的特點：日本大使館位於東三環外亮馬橋路，周圍的燕莎商圈以及麥子店區域分佈著大量的日本企業以及日式餐飲店鋪。這裡也是日本外交公寓集中的區域。
　　在整個區域里，除了“日本燒肉”、“東京料理”，也聳立著那些帶有時代印記的標誌性建築。
　　比如位於亮馬橋路的二十一世紀飯店，全稱是“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世紀飯店”。它是1984年來華訪問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共同倡議建設的現代化大型國際文化交流設施，占地面積5.5萬平方米，由中日兩國工程技術人員聯合設計共同施工而建成。
　　與之相比，東三環邊的發展大廈則是中日經貿往來的結果。它是日本野村不動產投資的物業，駐有三菱、全日空等一系列日本企業。
　　當然，北京最有名的“日本建築”是長富宮。它位於東二環建國門東南角，在1983年由北京市旅游集團和日本C.C.I株式會社共同投資興建。
　　長富宮飯店名稱中的“長”字取自中國的萬里長城；“富”字取自日本的富士山，以此象徵中日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像長城和富士山一樣屹立不倒、萬古長存。
　　除了入住日本官員，每到新年，最有名的在京日本企業都會選擇在這裡舉行年會。或者說，能夠在這裡舉行年會代表著這些企業的地位和影響力。
　　從東三環北路的這片核心區域，一直輻射到東三環內的新源里地區、東北四環外的麗都，前者有大量日式料理餐飲企業，後者則擁有多所日本人學校。
　　與代表了1949年後中國與日本交往歷史的北京不同，上海的日本人聚居區更具有歷史感。位於上海西南的虹橋---古北地區，是100年來日本人在中國的傳統聚居區。
　　香港《文彙報》曾稱上海是“日本人的第二個家”。一個日本員工曾對中國媒體說，“在世界其他城市也有日本人聚集地，但唯獨上海讓日本人可以自成一派---這些日本人不用會說中文，也可以在上海過得很自在。”
　　不過，這片日本人的“自在”區域也在發生變化。
　　2012年底，上海虹橋機場附近的“上海花園廣場”里租住的500個日本家庭出現了大遷移。
　　這裡本由日本房地產公司負責開發、並配備了面嚮日本人的幼兒園等服務設施，成為有名的租賃公寓。後來幾經倒手，最終購買了樓盤產權的中國企業決定將它面向中國富裕階層進行銷售分銷。
　　一位在這裡居住的40歲日本男性職員說：“因為認為由於經濟不景氣，分銷計劃會遭遇挫折，所以不少日本人都堅持到了最後”。
　　事實上，整個虹橋地區的日本人聚居區也發生著改變。越來越多的樓盤和商業物業重新包裝，希望吸引有錢的中國人---過去因日本人聚居而“高檔”的地價已經開始跟不上整個上海的平均增幅。
　　在有不少日本餐廳的和平廣場，一家日本餐廳的老闆說：“周圍的房租高得過了頭，我還沒找到可搬的地方”。
　　吸引人的二線城市
　　而在那些迎來越來越多日本人的二線城市，日本人正在形成新的聚集區。
　　從全球範圍看，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日本人增加了120.44%；緊隨其後的就是蘇州，達到46.52%。另外，越南的胡志明市和河內市均增速較高，分別達到28.31%和24.47%。
　　臺北市是減幅最大的城市，達到35.29%；其次是菲律賓的馬尼拉，減少了31.62%；大連位居第三，在那裡的日本人減少了20.57%。
　　日本大使館相關人士對此向本刊解釋說，“蘇州等地對日本展開的招商引資工作是比較成功的。從結果來看，這些地方的日本公司和工廠特別多，比如蘇州的製造業比較多。”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秘書長、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勇則認為，蘇州離上海比較近，各種日貨如日常用品、食品等在當地隨手都可以買到，生活便利，同時當地的政策比較靈活。這非常適合想要脫離上海大城市壓力的日本人。
　　而且，這些中小城市政治氛圍比較淡，和北京等大城市截然不同。
　　“大連是有歷史淵源的。當年日本侵略東北的時候，把大連作為一個窗口，包括“滿鐵”調查部等都設在大連，此外它還是一個港口城市。”王屏向《瞭望東方周刊》分析說，這種歷史因素導致大連存在許多日本人，但很難對未來產生影響。
　　“二線城市正吸引大批日本人集中居住。”張勇認為，這些城市擁有鮮明的優勢：一方面擁有比較完整的工業園區，如電子、微電子等在日本比較成熟的產業。“雖然這些產業的競爭力在日本國內有所下降，但是對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可轉移的產業。”另一方面，它們對外企有一些相對優惠的政策，日企選擇在這些城市發展也有運輸成本上的考量。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洛杉磯擁有的日本人最多，但是其中有2.8萬人擁有永久居留權。這樣，從3個月以上的長期居留者數量來看，上海其實是全球第一，達到5.72萬人。杭州、蘇州、無錫以及天津等長期居留者的增長幅度分別在47.85%和20.09%之間。
　　從上一個增長周期2006年至2008年的數據來看，上海的日本人數量穩定地排在洛杉磯和紐約之後。香港當時位置比較靠前，特別是2006年、2007年均在第五的位置，人數最高時期達到2.72萬人。
　　該時間段，北京則在第13位到15位之間，人數最高時為1.2萬餘人；蘇州、大連、廣州、深圳等同樣是日本人長期居留較多的城市；山東青島則在前50位之列，人數最多時有3200餘人。
　　在更早的2003年時間段，有2.62萬名日本人的香港在全球排第三，上海當時只有1.57萬名日本人而排在第10位，臺北排在第15位有8924名日本人。此外的前50個城市中，中國城市還有北京和大連，分別有7130和2002名日本人居留。當時中國以6.4萬人排在美國、巴西之後。
　　1997年的統計數據中，香港有2.45萬日本人，臺灣有1.36萬日本人；香港在城市排名第五，臺北第13位；上海和北京分別在第23位和25位，人數分別是5161和4827。
　　“我覺得‘機遇論’是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來中國的一種支撐，這說明人的流動是朝著有更多機會的一方，不管是工作機會還是財富機會。”張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本世紀初，日本國內一直在探討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來說是機遇還是挑戰。最終，大多數人認可了前者，就是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來說，是機遇而不是挑戰。但仍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在這方面還是存在威脅的。
　　無統計支持的“逃離論”
　　顯然，日本人聚集在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和城市。目前，中國包括日本獨資以及合資企業在內的日系企業達到3.2萬多家(包括臺灣地區)，也是擁有日本企業最多的國家。
　　負責海外日本人管理的日本在外公館2013年統計數據顯示，上海總領事館統計上報了有2.11萬家企業，其區域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江西省。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統計則只有2367家企業，但包括北京、天津、陝西、山西、甘肅、河南、河北、 湖北、湖南、青海、新疆、寧夏、西藏、內蒙古等省區市。
　　在其他領館中，青島總領事館統計有2666家企業，統計區域為山東省；廣州總領事館有2144家企業，統計區域包括廣東、海南、福建、廣西；沈陽總領事館駐大連辦事處有1180家企業；區域包括香港和澳門的香港總領事館統計區域有624家企業；重慶總領事館統計有610家企業，統計區域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沈陽總領事館統計的有366家企業，包括大連之外的東北三省。
　　臺灣地區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統計有888家日系企業，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則統計有253家日系企業。
　　還沒有公開數字顯示，在華日本企業數量下降。同時，從數據和公開消息看，也沒有日本企業進軍中國西部地區的明顯勢頭。總體來說，日本企業在中國似乎處在平穩運行期。
　　張勇分析說，現在日本國內越來越‘空心化’了，很多產業、工廠為了方便，改到勞動密集型、產品容易銷售或者有較大市場的地方去設立企業，或者開展一些商業活動，這樣做成本會降低很多，“錶面上看，日本國內的產業被掏空了，但是如果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只不過是把產業鏈條放在國外了，其實大部分收入還是會迴流到日本。”
　　而從職業劃分來看，在海外的日本人最多的為民間企業人員，包括商社、銀行證券、保險、製造業、運輸業、建築、林業、不動產等等，占到總數的54%，接下來是留學生、教師以及到國外的研究人員，占比22%。
　　從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日本人所從事的職業方面來看，其中11.72萬人為民間企業從業者(包括本人和同居家族人員，下同)，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包括報紙、雜誌、電視、通訊社等)有320餘人，自由職業者(包括僧侶，文藝人士，建築業、服裝業從業人員，美容美髮業從業者等)有4000餘人。而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有1.18萬餘人，政府公務人員有1408人。
　　在張勇看來，就社會發展階段來看，日本是一個成熟的工業化國家，在節能、環保、能源等諸多領域都有大量的技術人員，而中國在這方面還處於“補課”階段，這就給部分日本人提供了來華居留的機會，“在2006年前後，很多媒體就在探討，中國可以從日本吸引這些比較好的熟練工人，為他們提供比較高的待遇。還有一些已經退休了的熟練工人，他們不願意獃在家裡，也可以通過返聘的形式請過來發揮餘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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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54）